1942年5月27日，陈独秀病逝，享年63岁。一个曾为无数青年指明方向的先行者，“悄无声息”地死在四川江津这样一个地方，确实让人有些意外。4天后，他的葬礼在西门外的一个小山庄进行。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，这都是一场很不普通的葬礼：

一来，陈独秀生前明明已经穷得叮当响，甚至要当掉大衣，换钱过日子。但在他死后，家属却收到来自各种社会组织，从全国各地凑来的丧葬费，总计共3万多元。

二来，陈独秀晚年极少外出，他住的那间山间小院子，离最近的城镇有6个多小时的路程。就连有心前来拜访他的蜀中学子，也往往因路程太远而放弃。但在葬礼上，却硬是出现了百余人随行送葬的场面，其中多数人早前从未见过陈独秀。

三来，陈独秀死前身边无一兵一卒，无党无派，更谈不上有任何左右国内局势的影响力。但葬礼当天，还是出现了国军特务。他们希望遣散送葬队伍，以免产生不必要的社会影响。

这一切，都无疑说明了一件事：五四运动虽然已过去了23年，但进步青年，依然敬他；宵小之辈，依然怕他。哪怕，他已经死了。就这样，葬礼在特务们的吵闹声、进步青年的据理力争中，进行中。此时，并没什么人会注意到队伍里那个穿着一袭黑衣的中年妇人。她叫潘兰珍，这一年她34岁，比陈独秀整整小了29岁。她的长相是这样的：

跟陈独秀第二妻高君曼相比，潘兰珍既不漂亮，更谈不上有任何学识；跟陈独秀的原配高大众相比，潘兰珍没有为丈夫生下像陈乔年、陈延年这样的英雄儿子。但她，却是陈独秀临死都放心不下的女人。这个将来在史书上或许很难留下名字的女人，到底有何魅力？陈独秀临终前，为何跟她说：你可从速改嫁，但有一事要切记？

本期，笔者要跟大家说的，不是一个革命者的生平，而是一段落魄才子与贫家女的死生相守。

一：萍水相逢

潘兰珍是个苦命的人，这或许是她会爱上一个比自己大29岁的男人的原因之一。1908年，潘兰珍出生在江苏的一个贫农家庭。4年后，在老家实在过不下去的父母，带着她逃难到了上海。

此后，潘兰珍跟所有上海外乡姑娘一样，十几岁就进了纱厂当童工。这段日子，吃不饱、穿不暖是肯定的，潘兰珍也都接受。只是，来自厂里工头们的骚扰让她苦不堪言。

17岁那年，她被强暴并生下一子。不久，孩子夭折。对彼时的大上海来说，这种事太常见了，没什么人有工夫去同情一个乡下丫头。潘兰珍除了换个工厂打工，根本无力反抗。

直到1930年，22岁的潘兰珍遇到了一个姓“李”的邻居。当时，她在石库门附近租了间房子，各种三教九流的人都见过，唯有这位“李先生”很不一样。他50岁出头，身穿一身长衫，知书达理，一看就是念过书的。平日里见到邻居们，他也都和善得很。日子久了，邻里们都愿意跟他说上几句。

“李先生”，正是陈独秀。他为何要隐姓埋名？

原因很简单：国民党当局正重金悬赏，要捉拿他。他的命，值3万悬赏金。这段时间，对陈独秀来说是人生的一个低谷。在家庭里：他寄予厚望的儿子陈延年、陈乔年，先后被杀；原配高大众一病不起，终郁郁而终；二妻高君曼也因种种不合，离他而去。

在事业上：因为犯了错，他离开了自己创办的组织。昔日挚友李大钊为革命牺牲，胡适也早就跟他分道扬镳了。北大没有他立足之地了，《新青年》也早就停刊。此时的陈独秀，孑然一人，身边既无亲人，亦无知己，只能隐姓埋名躲到上海。

很快，潘兰珍就爱上了“李先生”，并与他住到了一起。陈独秀喜欢她的单纯和纯朴，同情她的生世和遭遇。只要平时没事，他就会教她识字、念诗。而潘兰珍则一面去厂里打工赚钱，一面像妻子一样照顾着陈独秀的日常。

一场萍水相逢，两个孤独的灵魂，都暂时找到了依靠。

彼时，潘兰珍不知道丈夫的真实姓名，也不知道他日日撰写的文稿，到底能有什么用。作为一个女人，她想跟他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。两年后，见肚子始终没动静，她便央求“李先生”让自己领养一个。陈独秀没办法，只能同意。于是，他们有了一个养女，取名潘凤仙。

潘兰珍原以为生活能这样继续下去，谁知有一天，她把养女送回老家，再回到上海后，却发现“李先生”已经不在住处了。人海茫茫，潘兰珍找了很多地方，终不见丈夫的身影。一度，她几乎已经认定，对方肯定是抛弃了自己。这种事，在乱世里太常见了。

直到1932年10月的一天，潘兰珍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：陈独秀被捕。陈独秀是谁？潘兰珍不知道。但她认得报纸上登出来的照片，她惊讶：这不是我的李先生吗？

就在潘兰珍惊愕时，陈独秀已由上海被押解到了南京。此时的他，已经对再见到潘兰珍不抱希望了。隐姓埋名与人家相恋，又是个当局恨之入骨的要犯，他找不到潘兰珍还会再见自己的理由。

但很快，陈独秀发现自己终究还是小看了潘兰珍。当她提着饭菜，出现在老虎桥监狱那一刻，53岁的陈独秀老泪纵横。后来，陈独秀知道，能找到这里潘兰珍有多么不易。她辞掉了在上海烟厂的工作，把养女安顿好，又把陈独秀留在家里的书稿、字画都珍藏好，踏上了由上海到南京的火车。为了见到陈独秀，她不知求了多少大人物、说了多少好话。

吃着潘兰珍带来的饭菜，陈独秀说了这样一句话：“你快回去，好歹上海还有工作！你想想，我在监狱里还能给你什么呢？”潘兰珍摇了摇头，没说话，只是一个劲地给他夹菜。陈独秀原以为这话她听进去了，如果是这样，那么：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。

但让他没想到的是：潘兰珍没走，她在监狱旁边租了间房子，守着他。期间，陈独秀的一位在国民政府当大官的学生，曾好心邀请潘兰珍住到自己家去，她就是不肯。她跟人家说：你是大官，不方便。

当学生把这些事都告诉陈独秀时，他对她刮目相看。正因如此，当听到外面传来闲言闲语，说潘兰珍没有名份时，陈独秀才会特意告诉前来探监的表弟：我可以告诉你，潘女士是我的夫人，是我晚年爱情的归宿，是我陈独秀深深爱恋的女性，是我离不开的伴侣。

此后，陈独秀坐了5年牢，潘兰珍就陪了5年。1937年，因为外界多方抗议和保释，陈独秀被释放。一出监狱，陈独秀马上对外宣布：我和潘女士，已结为夫妻。

二：陪陈独秀过完最后4年

出狱后的陈独秀，有很多选择：一方面，胡适等老友都在对他“翘首企盼”，希望他在吃了5年苦头后，能“识时务”，跟自己一样做个让当局喜欢的文人。另一方面，蒋介石当局也开出了10万元经费，希望他能出来为自己效力。

陈独秀都没去。他要去四川江津，那里有一个名叫邓仲纯的民主人士，是他的老朋友了。在邓仲纯的一再邀请下，陈独秀打算去试一试。1938年8月份，正是江津最炎热的时候，陈独秀走下了客轮。年轻的潘兰珍，在一旁扶着他。

然而，他们下了船却始终找不到邓仲纯的影子。陈独秀告诉潘兰珍：“仲纯不会无故失约的，我们就按图索骥去找吧, 好在知道他的住址！”于是，两人又按照地址，找到了邓仲纯开办的延年医院。听说邓仲纯是因为出急诊，所以没来接他，陈独秀便耐着性子求见邓夫人。谁知，他们等到的竟是一句冷冰冰的回应：“哎呀！邓太太说她身体不舒服，不便会客。”

这下，陈独秀终于懂了，他丢下一句：“我宁可暴尸街头，也不寄邓太太篱下！”此后，陈独秀只能带着潘兰珍，在附近的一家客栈租了个单间。

这就是陈独秀到江津头一天的经历。正如他早前所言，他真的已经无力，给潘兰珍安定的生活了。最后，在邓仲纯的苦劝和解释下，陈独秀还是住进了邓家。但谁知，没过多久，他就看见潘兰珍躲在房间里抹眼泪。陈独秀一问才知道：原来，邓太太竟指桑骂槐，说他们是“寄生虫”。

陈独秀气极了，马上搬离了邓家。而后，夫妻二人又辗转搬进了效外的石墙院里。在这里，陈独秀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几年。而这几年，他的生活始终离不开一个“穷”字。至于穷的原因，无外乎两点：

其一，对外，他从来都没变过。

陈独秀的书法极好，早前他的一幅字卖个几百，甚至上千都不成问题。来到江津后，当地不少国军官员都来找他求字画。但哪怕是穷成这样，陈独秀也要挑“买家”。他不喜欢的人，是要不到他的任何墨宝的。

其二，对内，他变化很大。

早年的陈独秀，绝对不能算是一个顾家的人，这也就是何陈延年、陈乔年兄弟俩，和这个父亲多少有些隔阂的原因。但这绝不意味着，陈独秀是一个冷漠的人。只能说，倔强的他，始终没有找到与家人相处的方式。

晚年的他，终于是想明白了很多事。把三子陈松年一家，以及继母谢氏都接到身边。一家数口人住在一起，生活开销自然是极大的。

而对于这些柴米油盐的事，陈独秀自己往往是后知后觉的。有一回，他看见潘兰珍坐在屋子里发呆，便揭开米坛盖。直到这时，他才知道米坛已经空空如也，潘兰珍早前已经上房主人家借过两次米了。

陈独秀一向爱自嘲，便笑着对潘兰珍说：“你可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！”后来，潘兰珍终于忍不住了，她走到丈夫身旁，怯生生地问：“先生，你能不能从那笔钱中取出一些款子，就算借，以后归还好吗？”在一起多年，她一直唤他：先生。

潘兰珍之所以会这么问，是因为家里其实是有一笔“巨款”的。当时，教育部门曾向陈独秀约稿，让他写一本语言文字类的读本，并预支了他2万元。陈独秀想把这本书命名为《小学识字课本》，但教育部长却不同意，非得让他把书名改了才行。

陈独秀这样的文化名人，怎能容得了旁人对自己的著作指指点点，一气之下，他便放言：“一个字也不能改！” 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，他把那2万元存入了一家中介里，决意不动其一分。

听到妻子问起这笔钱，陈独秀直言：“不能，决不能用！哪怕冻死、饿死！”说完，他咚地一声坐在了床上。面对这样的丈夫，潘兰珍还能说什么呢？实在没办法的时候，她只能把自己的随身饰品给当了。

日子苦归苦，潘兰珍却做到了一个妻子该做的一切：丈夫的继母谢氏双目失明，吃饭、梳头，都是她一力承担。忙完这些，她还得时刻照顾陈独秀的身体。

冬天时，书房四面透着风，陈独秀经常冻得手指无法握笔。潘兰珍看见了，便跑到附近的农家去求教。最后，硬是被她做成了一个外面是竹篾，里面能放炭火的“火笼”。

夏天时，山里蚊子多，陈独秀经常被咬得无法看书。潘兰珍便锯了些木面，和着山里特有的药粉一起，做成一种特殊的蚊香。日子，就在潘兰珍的精打细算中，过了下来。

三：遗言

1942年5月初的一天，陈独秀在写作时突然晕倒，潘兰珍吓坏了，迅速求人把丈夫抬到了县城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医治，本来情况已有好转。谁知当他们回到家时，却发现家中两只藤条箱子被偷了去。箱子里的衣服细软，陈独秀倒是不在意，却偏偏为其中的手稿及印章伤怀。因为这件事，他的身体再受打击。

5月底，自知时日无多的陈独秀，对妻子说：“兰珍，为夫对你不起，你跟我这些年，除了担惊受怕，还吃苦受累！”潘兰珍听他这样说，没忍住哭，她抹着眼泪说：“兰珍孤苦伶仃，如同路边野草，先生不嫌弃我，今生得以伺候先生，兰珍知足了！”

也就是到这时，旁人才知道：一向寡言少语的她，为何对陈独秀如此掏心掏肺。被重视、被尊重，于生如浮萍的她来说，或许才是最重要的。

当然，陈独秀不愿意看到以后她继续漂泊下去。他死前替她做了安排，他交代儿子陈松年：“我在南京狱中，友人赠送的五只古瓷碗，连同一部分稿费留给她！” 陈独秀认为，这些东西应该能让潘兰珍过得好一点。

与此同时，陈独秀也给潘兰珍留下了两条遗言：

其一，你务求生活自立，倘有合适之人，可从速改嫁，安度后半生。

其二，有一事要切记，为夫立身人世间，虽非高风亮节，却也不失做人操守。教育部寄来之款不可动用（即那2万元），切不可拿我的名声去卖钱。

这两条遗言，前者是要给潘兰珍自由，毕竟她才30多岁；后者，算是他的一点私心，毕竟晚年一家人过得再苦，他都不曾丢了文人的气节。

交代完一切，陈独秀离开了人世。此后的几天里，潘兰珍整日以泪洗面。直到6月1日出殡前，她才强打起精神。

她从社会各界寄来的钱里面，拿出一小份，给丈夫买了一身干净的青丝衣裤，又在棺材上扎了一朵很大的白绸花。穷了这么多年，总得让他走得体面点。在这件事上，潘兰珍很坚持。

葬礼开始后，陈松年抱着父亲的遗像走在最前面，潘兰珍跟在后面。一路上，她抚摸着棺材，哭得死去活来。特务们的闹事，似乎都跟她没什么关系。她在意的，只是她的先生走了。村里的两个妇人实在看不下去，便上前扶着她。

丧失办完后，潘兰珍经丈夫的好友介绍，进了一家农场工作。收入虽然很低，但在她看来，也总算是完成了丈夫让其独立的遗愿。

抗战胜利后，潘兰珍于1946年回到上海。她把在老家的养女接到身边，在当地找了份煮饭的差事。她没有变卖过丈夫的遗物，没有打着“陈独秀遗孀”的头衔参加过任何活动。“切不可拿我的名声去卖钱”，是她始终在坚守着的底线。

因此，虽然母女俩不富裕，却也过得踏实。遗憾的是，1949年，潘兰珍被查出了子宫癌。同年10月份，她病逝于上海，年仅41岁。她没能跟陈独秀合葬，因为按照规矩，陈独秀最终该与原配高大众合葬。

于外人而言，潘兰珍确实不起眼。但陈松年晚年回忆起这位只比自己大两岁的继母时，曾说过这样一句话：

我们对她很尊重，尊之为母，我的儿辈喊她奶奶！

陈松年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他很清楚：正是潘兰珍12年的陪伴，以及她那一声声“先生”，给父亲的晚年带来了一丝丝温暖。陈独秀，注定是会被载入史册的人物。至于潘兰珍，能与陈先生爱一场，正如她自己所言：知足了。

能遇到潘兰珍，是陈独秀之幸！